作者：卡尔·雅斯贝尔斯

【简介】

　　《大哲学家》是哲学大师雅斯贝尔斯晚期所构想的三卷巨著中仅完成的一卷，于1957年在德国出版。在本书中，雅斯贝尔斯跳出了自己尚以欧洲为中心的存在主义哲学框架，也突破了哲学史的编年史的写作方法，而是以哲学家著作的独创性和相似的思维方式为取向，将世界上取得卓越成就的哲学家划分为思维方式的创造者、思辨的集大成者和原创性形而上学家三种类型，详细地阐述了他们光辉的哲学思想。本书确系大手笔写大家的思想风范，学术性较强，资料丰富、层次清晰、思想深刻、分析精辟。

【作者】

　　卡尔·雅斯贝尔斯：20世纪德国最有影响的哲学家之一，存在主义大师。著述颇丰，主要著作有《哲学》（3卷本）、《大哲学家》、《尼采其人其说》等。自1916年起任海德堡大学心理学教授。1948-1961年间人瑞士巴塞尔大学哲学教授。1969年逝于瑞士。

【原创评论】

思想史还是方法论？

（文法学院　胡文杰）

绝大多数中国学人知道雅斯贝尔斯这个名字，恐怕得归功于“轴心时代”这个概念。雅斯贝尔斯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中，将公元前800年～前200年，这一时期是人类文明的勃兴时期，古希腊、古印度、古中国三大文明核心在这一时期孕育了至今仍深刻影响着我们的生存和思考的哲人，确立了我们的精神世界的基本走向。“在中国，孔子和老子非常活跃……印度出现了《奥义书》和佛陀……希腊贤哲如云，其中有荷马，哲学家巴门尼德、赫拉克利特和柏拉图……这个时代产生了直至今天仍是我们思考范围的基本范畴，创立了人类赖以存活的世界宗教之源端。”

雅斯贝尔斯之所以提出“轴心时代”这个概念，乃是对传统的黑格尔的历史哲学的不满——黑格尔以耶稣的出现作为世界历史的轴心，这一说法带有明显的“西方中心论”的色彩，雅斯贝尔斯则尝试着突破以西方为中心的文明史观，排除以特定的宗教信仰的内容，将世界性的各个文明的发展作为共同的尺度，考察这样一个并不算短的时段的人类精神世界。

无论是黑格尔还是雅斯贝尔斯，他们的“轴心”都是以人类精神文明的突破为标志的，“轴心”就像历史的一个坐标，用于参照，以更好地理解人类的文明发展的历程。而在这儿，文明史就是思想史。

于是，在雅斯贝尔斯的另一部重要著作《大哲学家》里，我们看到了他对人类思想史的理解——这是一部以人类文明史上重要思想家为核心的一部著作，其时期并不仅仅限于他所提出的“轴心时代”。

尽管这仅是一部未完成的鸿篇巨制的第一卷，但从“导论”中的写作计划，以及目前翻译成中文的厚厚800余页的内容牵涉到的哲学家来看，雅斯贝尔斯仍然是以中、印、西方作为人类思想史的核心来论述的，他描绘“大哲学家”的图景并没有按照时间或国别的顺序，也并没有穷尽一切我们所熟知的“大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笛卡尔之名如雷贯耳，却并没有列入（但他们的名字被列入了计划的第二卷中），而帕罗丁、安瑟尔谟之类对哲学史初学者多显生疏的名字却赫然在列。

为解释这种令人困惑的排列，有必要细读一下本书的导论，看看雅斯贝尔斯是怎么定义“大哲学家”的。对大哲学家的外在条件（有著作或言论流传，对后世及今天的人仍有影响）的界定很容易想到，对其内涵的评价标准（思想超越时代、思想在根源上具有独创性、拥有内在独立性）只须细细考察诸多哲学家的个人经历也不难理会，值得注意的是最终评价标准：其思想作品中所具有的一定的客观性质：科学作用的方式、普遍性、批判的方式。

牵扯到“客观性质”，内容就不仅仅是个人的天赋和品格、作品的深度和广度那么简单了，它是一个历史性的东西。中学课本上不厌其烦地告诉我们，真正的哲学是自己时代精神上的精华，虽说言之过于笼统，但能体现事实。黑格尔说：“哲学就是哲学史。”克罗齐又说：“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以今观古，今人的观点不同，对哲学的理解有异，则对哲学家的重要性的观点也就各异。像在西方哲学史著作里，关于黑格尔的篇幅往往很少，盖因其完善晦涩的理论体系摆脱不了沦为模式、而模式又最终沦为钳制思想的工具的命运（卡尔·波普尔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中就将黑格尔的哲学视为极权主义的思想基础之一）；而在当代中国人所写的哲学史里，由于马克思的缘故，黑格尔会占大量的篇幅。不过，即使人们的评价观点有异，对于孔子、苏格拉底、康德之类在人类思想史上的地位，几乎无人敢漠视（尽管可能不同意他们的观点），都必须承认他们对塑造人类精神世界的影响。之所以会有这样深刻的影响，在于他们的构成人类精神的“轴心”的伟大思想，仍是时代的产物。

导论里头完整地罗列出来了雅斯贝尔斯的全部写作计划，我们注意到，在未完成的第二卷和第三卷中，除了人们熟知的笛卡尔、休谟、尼采、伏尔泰等思想家以外，还包括布鲁诺、开普勒、伽利略、达尔文、爱因斯坦之类的科学家，但丁、莎士比亚、歌德、荷尔德林、陀斯妥耶夫斯基之类的文学家，甚至还有阿育王、腓烈特大帝这样的政治家（他们被视为“实践的哲学家”）。由此可见，雅斯贝尔斯的《大哲学家》所要描绘的，与其说是哲学史，不如说是思想史，或者，让我们更确切地说，是人类精神文明史。在第三卷中，雅斯贝尔斯将哲学教授排在了最后一列，雅氏认为“对哲学的传承和教育来讲，他们的职业是不可或缺”的，哲学教授固然不一定就是哲学家，但能被选在《大哲学家》中讲述的，必然仍是有独特哲学思维的人物，由此可见《大哲学家》所思考的不仅仅是哲学家，而是整个人类的精神成果的代表人物。

目前出版的《大哲学家》只是雅斯贝尔斯原定计划的第一卷，让我们来看看这一卷的内容：

思想范式的创造者：苏格拉底、佛陀、孔子、耶稣。

思辨的集大成者：柏拉图、奥古斯丁、康德。

原创性形而上学家：阿那克西曼德、赫拉克利特、巴门尼德斯、柏罗丁、安瑟尔谟、（库莎鲁斯）、斯宾诺莎、老子、龙树。

由这一卷的三个分类来看，雅斯贝尔斯的重点似乎在于论述“哲学方法”而不是“哲学家”——事实上，这里的佛陀与耶稣都是宗教人物，是否能算真正的哲学家得另当别论。重要的是范式，以及思辨的方法。对列入行列中的每一个大哲学家，先简述其生平，然后便是对其思想的有选择的阐述，最后写其影响。应当注意的是，在写影响时，雅斯贝尔斯并未着眼于其对“后世”的影响，而是直接将目光转向了当今，例如，在写佛陀思想的意义时，他说：

“虽然佛教离我们今日甚远，但我们切不可忘记，我们都是人。所要解决的都是人类生存这一问题。佛陀在此已经发现了这一问题的伟大的解决办法，并已付诸实践，因此我们所应做的是，依据自己的力量尽可能多地去认识它、去理解它。”

在写孔子时，他又说：

“儒学的发展偏离原有的轨迹，所有这些偏离对中国历史都发生过巨大的影响，不过后来的儒学并没有完全失去它的本原。孔子本人仍然保持着有效的推动力……孔子更像是一种一往无前的生命力，因为即使是在被固定了的各种形式之中，他也是当下存在的。”

在“有关思想范式创造者的讨论”一章里，雅斯贝尔斯直截了当地说，“从方法论上来讲，对四大哲学家的阐释情况类似”，这样看来，重要的似乎仍只是理解这些哲学家的方法。雅斯贝尔斯指出，用于理解这四大哲学家的文本年代皆已久远，他们的形象难免被那些尊他们为先人的后人抬高，这些不再真实的形象反而成为历史真实，使得这些大哲学家的形象从一开始就只是依稀可辨。学者们当然可以通过文本批判的方法试图还原他们的真实形象，但经过扬弃而获得这些伟大的真面目的话，反而会发现他们离我们更远。因此，这些大师们的历史真实，与其是通过对文本的解读和辨析得来的，不如说是通过他们的存在及对后世产生的震撼得来的，而他们的行为与思想本身就成为了创造性的范式。因而，单纯批判的方法并不能使我们获得更多的东西。

批判的思维不凑效，那么还需要什么样的思维？《大哲学家》原文中没有作出明确回答，但从我们对雅斯贝尔斯的了解来看，这种思维似乎是指信仰，萨特就把雅斯贝尔斯归为“有神论的存在主义”（虽说雅斯贝尔斯未必接受这种名分）。对于在地理环境上几乎互相隔绝的三大文明却几乎同一个长时段内进入“轴心时代”，并在思想的摩擦中迸发许多相似的相似的火花，这似乎只能倾向于用一种神性的思维来解释（当然并不是说其他学说不能解释，但有关的解释仍不能消除“轴心时代”给人带来的神秘感）。当然，个人觉得，这种“神性”未必是宗教的，更多情况下是心理的，它让我们承认大哲学家的独一无二，让我们跨越时空与大哲学家对话，唤起我们对自我、对人类生存的思考。

雅斯贝尔斯的文笔是轻松而愉快的，他让我们读思想史如同读真正的历史，在唤起我们共同思想的话题时，同时唤起一种生动活泼的阅读快感。自然，这部著作的中译本也尽管回避了艰深晦涩的哲学术语，而用通俗易懂的现代词汇，以还原雅斯贝尔斯原本的思路。

顺便说一句，雅斯贝尔斯本人不懂汉语，因此他对孔子与老子的著作的解读，自然都是通过译本，而由译本所体会出来的结论和由原文所体会出来的结论，是容易产生偏差的，但这种偏差却不失为一种理解他们的思想的另一种方式。当然，对《老子》一书的翻译理解一般都没什么太大的偏差（因为《老子》本身就艰深晦涩，有多种解读是正常的，而且《老子》本身的哲学式的抽象程度比较高，正好适应了西方哲学的文本特色）。考察雅斯贝尔斯对这两位中国思想家的理解和态度，是颇可玩味的事情。

　　以独特的方法论指导下的人类的思想史，这就是我对《大哲学家》这部著作的本性的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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